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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舒銳
　　12月22日上午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再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。草案完善立法體制，進一步明確稅收只能由法律規定。根據稅收法定原則，將稅收一項單列出來，明確稅種、納稅人、徵稅對象、計稅依據、稅率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。
　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稅收制度。法治國家中，所有改革都須上升到法律的高度，通過制定法律賦予改革成果以權威性、確定性。稅收制度改革也不例外，亟待通過法律制定、修改、廢止等程序予以實現。也正因此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要求，制定和完善稅收相關法律。
　　然而，“法”在我國有兩種含義，狹義上，僅指由最高立法機關也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“法律”；廣義上，囊括各級立法機關所制定的“法”，既包括中央立法也保護地方立法，既包括人大立法也包括行政立法。
　　稅收作為和人民財產權直接相關的重大制度，本應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制定。稅收法定，是稅收法制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，我國現行立法法也在法律保留條款中特別提到“稅收的基本制度”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照立法程序制定法律予以規定，但其僅就“基本制度”而言，也為其他有立法權限的部門，尤其是行政部門，行使立稅權留下了制度缺口。
　　事實上，行政立法在稅制領域本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權宜之計，是人大“授權立法”。這種“授權立法”僅具過渡性，既體現為所立稅種的過渡，也應體現為行政立稅權本身的過渡。可是，經過行政立稅的多年“積澱”，我國稅法體系已經出現了頭重腳輕、本末倒置的態勢。行政立稅不僅在稅種數量上“占優”，更逐顯常態化、固定化。
　　行政立稅權過於膨脹帶來多方面不良影響。首先，直接導致我國稅收法律體系的整體效力級次不高，使稅制喪失穩定性、系統性、統一性。其次，使得稅收行政權力異化成為可能，因缺乏法律的硬性約束，稅收甚至異化為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開打“價格戰”的籌碼。再者，行政機關有著既當立法者又當執法者的“瓜田李下”，即使合理立稅，也稀釋了權威性和公信力。
　　本次立法法修改，擬明確稅收只能由法律規定，將堵住行政立稅的制度缺口，這正是立稅權法律行使、稅收法定的應然回歸。同時，這也意味著，我國稅收法律制度將面臨重大改革，這既包括新稅種的立法確認，也包括通過人大立法形式，對行政立法的合理舊存稅種予以追認、修改、整合，真正建立起具備優化資源配置、維護市場公平功能的統一、科學稅制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稅收法定是稅制改革必然要求）